发表日期：2010-04-02 阅读全文 (399)

某日，听到几位年轻女士交流育儿经。可能彼此都有着共通语言，谈起来甚为兴奋。因职业关系，我的注意力便选择性地对此集中了片刻。从断断续续的、不成系统的只言片语中，能够体会到伟大的母性亲情，也能够感觉得到她们仅仅是在“养”孩子，而并没有用心去“育”孩子。从外表来看，几位女子都应当是知识女性，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却与普通妇人无异。一者使用的是乡村旮旯里的方言，而这样的方言显然不可以用来潜移默化自己的孩子；二者使用的语言显然没有完全经过思维整理地脱口而出，显得粗鄙。忽然间回想起曾读到的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于是，再次起用网络，搜寻出台湾南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王瑞贤所写的一篇文章，贴上来，聊供以后反复阅读。 
 
从Code Theory到Pedagogic Device意识、语用中介及社会结构 
王瑞贤(南华教育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走向内在经验 
 
    德哲哈伯玛斯（l985，台版）曾提到他的普遍语用学的任务，乃在于合理重建言语的双重结构(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structure of speech)。哈伯玛斯认为任何沟通的言语行动都应具有言语双重结构的特征。所谓言语的双重言语结构包含一个牵涉到内容的沟通及另一个相互主体性层面、社会层面的角色沟通。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基本也是同意这样的论述。伯恩斯坦认为语用形式与社会结构具有相互关系，彼此辩证地建构。他指出： 
    “在方法上，有些情形看来内在是相互循环的。当检视语用的时候，并推论其社会及心理行为，事实上是后者(社会及心理行为)最先决定前者的。因为一个语言的语意功能即是一种社会结构作用，是故，当要检视社会结构时，应该从特定的制度(institution)，语言的制度入手，”(转引自Atkinson，1985：51) 
    例如，“小明，我希望你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好吗？”伯恩斯坦认为像这类型的句子及句法的使用除了反映传递的内容之外，同时隐喻地表征着说话者与听者间的社会关系。言语使用方式就代表着一种特定社会关系，言语使用必须遵循一种合法的社会关系所产生的语用规则来组合沟通时的语句。职是之故，语用形式本身是社会自我、角色及认同的建构。Sapir(1933)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呼应上面的讨论：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完全不必使用语言就能适应现实(reality)，而且仅将语言看成是解决特定问题沟通时的偶然性工具。事实不然，真实世界很大的程度，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一个团体的语言使用的习惯上。....我们看、我们听，甚至我们的体验，有很大程度是受限我们所依属的团体之语言使用习价所默认的对于诠释的某种选择。” 
    如此一来，不同的言语使用形式不再只是个人的语用习惯而己，同时更是表征着个人所社会化习得的社会关系型态及所认同的社会秩序。伯恩斯坦指出：“不同的言语系统或符码为它的说话者创造出不同的相关性及关系之秩序。”因而，说话者的经验可以为不同言语系统所强调之相关性转化。 
 当一个孩子学习他的言语时，或者在此，我应该改用，学习调节其言语行动的特定符码时，他也学到其所在社会结构对他的要求。儿童的经验乃是由学习所改造，而学习又是由其自身、明显自主的言语行动所引发的。在这一方面，主要通过言语历程所彰显的结果，社会结构成为儿童经验的底层部分。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一时刻儿童在说话或是在聆听，社会结构会在其自身内被增强，而且他的社会认同为会被加以塑造。”(Bernstein， 1970：124) 
    对于伯恩斯坦来讲，语用形式发挥了维持涂尔干所讲的“社会连带”的功能。伯恩斯坦所区分的“共有语用形式和正式语用形式”或“限制型符码和精致型符码”两种语用形式，表征着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维持两种不同的社会连带。限制型的言语或符码源起于一个非常地方化、脉络依赖的社会情境，说话者完全共有相同的基本的预设，因此在这种言语型态里，每次的谈话都是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限制型的言语或符码形成于机械连带的社会结构，且增强了这种连带关系。涂尔干认为机械连带的社会结构其主要特征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及共识、共享的情感及价值。因而，此一语用形式所发挥的机械连带作用，就像涂尔干在“宗教基本生活形态”一书所描述的，宗教在原初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强化社会成员之间高度的相似性。相对地，精致型符码则是出现于沟通的社会情境中，说话者可以同时接纳他人彼此不同的基本预设，而且能够将个人能够将自己特有的知觉表达出来。精致型的符码主要来自于强调一个重视个人的差异性、个别化及独特性的社会情境。涂尔干认为这种社会情境主要源于社会分工的高度分工，使得社会成员的差异性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社会结构不再是以共识性价值及情感为连带基础，取而代之是以成员的差异获得尊重、彼此互补的有机连带为主。 
    显然，言语上的差异意谓着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关系的不同。伯恩斯坦提到：“言语上的差异标示着不同的沟通形式。无论如何，他们并非意外，而是偶发于社会结构形式上。我们认为这些差异标示着语言符号使用上的差异。有一种符码(限制型)无法促使以精致的语词表达意义；这种符码使说话者敏于觉知特定形式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毫不含糊，权威非常明确而且作为行动的指引。这是一种牺牲其成员运用言语表达个别特有的差异性，协助维持团体连带的符码。这种符码促使已然存在的情感转化成行动。这种符码，如果意义要有所改变，很可能透过非言语的方式表达，而不是透过言语的选择。...这种经验转化的方式又是如何进行呢？何种文化促使这种言语系统呢？﹒...不同的社会结构将产生不同的言语系统。这些言语系统或符码提供个人特定选择原则，以调节个人在语言的文法、句法等方面的选取。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应该是从一个人实际说些什么，转化到他的言语行动上才对。当一个孩子学习他的言语或特定符码时，他也同时学习了调节其言语行动的社会结构要求。....社会结构藉由儿童的言语行动的塑造来发展其心理的实体。如果这样的讨论是合理的话，导引儿童进入世界及加诸其上的关系类型的历程最原初是由言语体系的意涵引发的，且有系统地强化。....符码原则进而导引着社会、智能及情感的方向。”(Bernstein，1964：56-7) 
二、语用形式是一种符号的中介 
    由上述讨论，我们似乎可以体认到，以一种言语能力不足或是文化刺激不足导致言语特定表现的观点看待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及语用形式研究是一大谬误。反倒是，Berger和Luckmann(1967)的这句话颇能切中伯恩斯坦的思想、核心：“语言本质上是社会实体建构的媒介”。米德的(G.Mead)亦如是说： “象征化(symbolization)构成了客体，客体不能存在，除非有社会关系的脉络存在，能让象征化产生。语言不只是象征化一个已事先存在的情境的脉络存在，能让象征化产生。语言不只是象征化一个已事先存在的情境或客体；它使得存在可能；使得情境或客体得以出现，因为它是产生这一情境或客体的机制的一部分。”(米德，1995：89-90) 
    伯恩斯坦强调言语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言语是社会自我、角色及认同的构成要素。这种将言语视作一种重要符号，强调它与心灵和社会的关系，让我们在符码理论中看到了米德的影子。语言是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客我的对话的中介。对米德来说，社会历程的组合要素是符号(symbol)和对谈(conversation)。米德说： “当姿势的对话被接纳进入个人形式的行为举止(conduct)时，自我就产生了。当这一姿势的对话能被接纳进入个人的行为举止之中，以使其他形式的态度能影响有机体，而且有机体能以相应的姿势响应，并因此在它自己的过程激发起他人的态度时，自我便产生了。”(米德，1995：166) 
    另外，约略与米德同一世代的苏联社会文化心理学维高斯基(L.Vygotsky)的符号中介理论对于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维高斯基认为符号在儿童智性发展上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反对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也反对皮亚杰式取向将心灵发展视为一种形式逻辑的发展。在形式逻辑下，儿童的语言发展只是从无逻辑特色的自我中心语言趋近于具有形式逻辑之句法、文法的发展。然而，维高斯基却认为言语就像人类利用物理性工具征服外在自然一样，是用以征服人类的内在自然的符号工具。虽是如此，我们可看到维高斯基的言语研究集中于符号的工具性格研究，探求符号对人类注意力、记忆及问题解决等高层次心智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符号中介的研究似乎偏重于韦伯的“工具理性”或帕森思的“工具性秩序”层面，而忽略了符号中介的另一个层面一“价值理性”或“表意性秩序”的研究。伯恩斯坦认为语用形式必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道德秩序的脉络一亦即，社会角色及价值、社会控制的形式及权力运作与经验及意义的顺序(Atkinson，1985)。 
三、符码的社会化 
由于不同符码意谓着不同的语法选取及组合方式、自我观念和社会关系形态，促使伯恩斯坦积极地解析儿童如何获得不同符码的议题。家庭，作为初级社会化单位，显然是儿童获得言语符码最主要的来源。家庭中角色组合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影响着言语符码的分配。伯恩斯坦以角色的开放性来分析家。 
明显地，如果角色越是没有隔离限制，则个人自主的范圈也就越大；如此一来，角色的选择就可能以个人为基础。当其成员拥有较大的抉择范团时，个人的选择也就是加以沟通。特定类型的言语沟通逐之产生﹒..判断和他们的立足点将塑造谈话的内容。(转引自Cook-Gumperz，1973:13) 
    一个角色开放的家庭，儿童的谈话经验一定会不断地触及家中地位的安排方式，家庭中的成员不再依天赋的地位或是权威的安排，来决定角色的行为，而依个人的特质决定他在家庭中的位置。家庭中权威与决策的分配同样地更趋平等、沟通的方式也愈形开放。这种家庭型态，伯恩斯坦称之为“个人取向家庭”(person-oriented family)，它呈现出的特性是“角色系统需不断地调整及同化成员的不同目的﹒..儿童需要社会化父母亲的想法，同样地父母亲也要社会化儿童的想法；做父母的必需敏锐地觉知孩子的特性，这些都以言词呈现﹒..而且儿童学习自己去创造角色，而不是大人正式地分配给他的角色。儿童在这种角色和沟通系统下社会化，他必需学会如何克服(语词或角色上)模糊及矛盾。”(转引自Cook-Gumperz，1973：14)(括号为作者所加)相对地，地位取向的家庭(position-oriented family)，成员的角色行为是明确且相互分隔的。成员角色是依社会同意的地位所分配的，不是以个人特性所达成的。沟通系统上，角色是封闭的、地位的界线关系作为最具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地位取向家庭，儿童的社会化的重点不在于注重的个人的特质及差异，而是于地位所形成的阶层关系。儿童在这种明确角色和地位主导的沟通系统下所进行社会化，便较没有机会学会如何克服(语词或角色上)模糊及矛盾。 
    由此观知，个人取向的家庭组织需要以精致型符码做为其成员之间沟通的依据；地位型家庭则是偏向以限制型的符码为主。 
四、结语 
符码理论告诉我们不同语用形式与不同自我概念、不同社会角色及不同社会化单位类型之关系。我们再回顾一下伯恩斯坦对于符码定义，“一个符码是一个默会地获得的调节原则，它选择及统合相阕的意义(语义内容)、实现的形式(语句形式、文本形式)及引发的情境脉络(社会结构)”(Bernstein l990：14)也就不难理解了(注：括号为作者加注)。符码理论让我们看到伯恩斯坦如何透过语用形式的研究，精巧地将涂尔干的社会连带概念、米德的符号与心灵、自我及社会的关系及维高斯基的符号中介作用结合在一起。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申论语用形式及社会结构之关系的社会空间位置、阶级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语用形式、社会结构及社会阶级加以统合，才能更精准地掌握伯恩斯坦喜欢将他的作品，称之为“Class、Codes &Control”的真正意义；并且能够精彩地看到伯恩斯坦如何启发性地在巨观和微观层面分别融通涂尔干、马克思、米德等人的想法，进而体会符码理论的宗旨一一理解“象征控制之本质”的意涵。